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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写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召开之际

孙少龙 高蕾 张研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23年1月9日,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将在京开幕。会议将对新一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作出部署。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以惕厉自省、慎终如始的态度,踏上新的赶考之路。

  驰而不息,把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2022年10月23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气氛庄重而热烈。

  面对600多名中外记者,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话语坚定——

  “我们必须高度警省,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

  “驰而不息”,足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恒久毅力。

  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这是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

  2022年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刚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即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为作风建设立下规矩,到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均研究同样内容并持续深化细化,作风建设在十年间一以贯之、落细落实。

  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2022年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增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定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总结成绩,查摆不足,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一系列务实举措、明确要求,向全党传递出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松、半步不退的清晰信号。

  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这是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分析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形势任务、党情发展变化,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是强化管党治党全面系统布局、协同高效推进的重大举措;

  从七个方面对党的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内容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等方方面面;

  明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求,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首次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行专门部署,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强调“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

  ……

  一系列精心谋划、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对严峻复杂考验的清醒认知,对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

  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这是最为彻底的斗争精神。

  2022年10月17日,党的二十大召开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所在的广西代表团,同大家一起讨论二十大报告。

  谈到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总结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进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

  十年来,面对反腐败这一“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亮明态度,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毅决绝,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在这次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斩钉截铁、一锤定音: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怕什么?接受疾风暴雨、惊涛骇浪的考验,我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没什么好怕的。”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标本兼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2年12月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春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主动投案”,这是消息中一个不难发现的细节。事实上,仅在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已发布十余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主动投案的消息。

  数据显示,五年来,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8.1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2020年以来21.6万人主动交代问题。

  “只有早投案、早交代,才能早一点把心里的石头放下。”2022年年初热播的电视专题片《零容忍》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的忏悔,正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变化的有力印证,反映出新时代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指向。

  围绕“国之大者”,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冬日向晚,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漓江江面波光粼粼。

  近年来,通过关停采石场、治理畜禽养殖污染等一系列举措,漓江生态越来越好,吸引市民、游客纷至沓来。

  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桂林市纪委监委成立“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专项监督工作专班,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薄弱环节,对有关问题优先查办、快查快结。

  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9月,桂林共查处生态环境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53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0人,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呵护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

  从疫情防控到生态环境保护,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一系列重大战略、重点任务……政治监督始终有力有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把握内在联系,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整体性——

  2022年岁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年度十大反腐热词,其中一个正是“风腐同查”。

  而在2021年年底,“风腐一体”就曾入选当年十大反腐热词。

  从“风腐一体”到“风腐同查”,充分体现出纪检监察机关把握党性党风党纪内在联系,把握“四风”与腐败风腐同源、风腐一体的特征,对风腐问题统筹来抓、一体纠治的治理方式转变。

  从作风问题入手,驰而不息纠治“四风”。截至目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111个月公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对“四风”问题从严纠治;

  一体纠治,深挖腐败问题背后的“四风”苗头。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看风”,精准分析查找哪些作风问题最易演变为腐败,开展针对性纠治整改,不断压缩腐败滋生空间。

  “三不腐”一体推进,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纪检监察机关在紧盯风腐交织突出问题严打严查的同时,坚持破立并举、扶正祛邪,深入推进政治生态、廉洁文化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健全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2022年6月28日,《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全文公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作为一部规范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的基础性中央党内法规,规则着眼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的组织设置、领导体制、工作职责、履职程序等作出全面规范。

  这是纪检监察机关把握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内在一致性,推动构建纪检监察法规制度体系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五年来,纪检监察主要法规制度共增加111项,初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纪检监察法规制度体系。

  与此同时,建设贯通纪检监察业务全流程、全要素的信息化系统,建成覆盖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纪检监察工作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程再启,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2年11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一句话”新闻,宣告党的二十大后“首虎”落马。随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又有多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

  踏上新征程,迎接新挑战。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

  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新征程再出发,必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

  2022年10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李小豹被“双开”。

  通报指出,李小豹“背弃‘两个维护’,搞‘七个有之’,组织‘小圈子’‘小团伙’,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对其“两面人”属性进行了精准画像。

  始终抓牢政治纪律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及时发现、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消除政治隐患、维护政治安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强有力政治监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新征程再出发,必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

  “紧盯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影响安全发展、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纠治打折扣、搞变通、各行其是,急功近利、脱离实际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2022年11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求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治“四风”工作的意见》,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

  这是纪检监察机关履行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职责,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的一个缩影。

  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2022年10月29日,十届河北省委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暨巡前集体谈话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明确要求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围绕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专门作出部署,明确对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进行坚决治理;

  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辽宁省纪检监察机关深入推进金融、政法、国企领域腐败治理,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完善纪法规定,严格执纪、严肃纠风、严厉反腐,不断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浓厚氛围。

  新征程再出发,必须始终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170多次。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一个党能不能长久执政,主要看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拥不拥护、满不满意。

  在浙江湖州,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对乡村养老托育等服务的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开展清单化、项目化监督,确保村里的老人、孩子们享受到优质服务;

  在湖南新化,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直查直办”“提级办理”,从严查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工作中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

  在河北魏县,政府服务中心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打造办事直通车,帮助解决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急难愁盼问题……

  矢志不渝、笃行不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必将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孙少龙、高蕾、张研)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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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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